建構日治時期台灣語文表達的主體性
——從張我軍〈請合力折下這座敗草叢中的破舊殿堂〉入手
翁聖峰*
刊於《2007年台日學術交流國際會議論文集——殖民化與近代化——檢視日治時代的台灣》，亞東關係協會編，外交部出版，p163-175，2007年12月。
摘要：
日治時期張我軍的〈請合力折下這座敗草叢中的破舊殿堂〉，長久以來因當代人的書寫習慣，未考量日治時期書寫方式而被誤為〈請合力拆下這座敗草叢中的破舊殿堂〉。本文考究《賴和全集》、《賴和手稿集》、《水竹居主人日記》、《南瀛佛教會報》、《臺灣日日新報》等刊稿或手稿，並比對《四庫全書》、《古今圖書集成》，歸納日治時期台灣人在書寫「折下」一詞遠多於「拆下」，其特別書寫習慣須予尊重。
日治時期台灣人文體書寫的發展方式，除了「傳統文言文è中國白話文è台灣話文」模式，尚有賴和「傳統文言文è中國白話文è台灣話文è傳統文言文」模式，鄭坤五、黃純青「傳統文言文è台灣話文è傳統文言文」等不同模式，不容過度簡化日治時期文體的發展，才可能掌握日治時期台灣文體發展的全貌。
關鍵詞：張我軍、請合力折下這座敗草叢中的破舊殿堂、賴和、台灣語文、主體性
一、小地方？大問題？
一九二○年代台灣人新文學運動，彰顯知識分子求新求變的心理，這股文化改造運動同時也是社會運動的一環，昭和六年（1931）謝春木在《臺灣人の要求》即指「張我軍的舊文學打倒運動」是日治時期七大社會運動之一[1]。因此，探討張我軍在新文學運動的理論，是釐清台灣新文學、文化運動重要的一環。
張我軍〈請合力折下這座敗草叢中的破舊殿堂〉援引胡適的八大主義及陳獨秀的三大主義[2]，主張「臺灣的文學乃中國文學的一支流。本流發生了甚麼影響、變遷，則支流也自然而然的隨之而影響、變遷，這是必然的道理。」張我軍的白話文觀點促使長久以來的台灣文學的新舊之爭。支持者眾，反對者亦不少。然而，當代討論張我軍此篇的篇名，幾乎都寫做「請合力拆下這座敗草叢中的破舊殿堂」，而非依原文做「請合力折下這座敗草叢中的破舊殿堂」，由《臺灣民報》刊印的原文為：
很明顯可以看到原文做「折」下，而非「拆」下。
長久以來論述此篇篇名寫做「拆下」，這是1925年《臺灣民報》印刷之誤，後人逕行訂正？還是原本並無錯誤，是今人的語文偏見？這是否不只是一字寫法的差別？或牽涉日治時期及戰後台灣語文不同的書寫方式？值得我們正視與反思，而非持續積非成是。
二、當代文獻的不同書寫方式
〈請合力折下這座敗草叢中的破舊殿堂〉的書寫方式，2002年張我軍之子張光正編的《張我軍全集》[3]、1989年張我軍之子張光直編的《張我軍詩文集》均做「拆下」[4]，不做「折下」。在1977年《臺灣新文學運動簡史》[5]、1987年《台灣文學史綱》[6]、1991年《台灣文學史（上）》亦書寫做「拆下」[7]，不做「折下」。若是將時間向前推，檢索1954年廖漢臣的〈新舊文學之爭——臺灣文壇一筆流小賬〉[8]、黃得時的〈臺灣新文學運動概觀〉均做〈請合力拆下這座敗草叢中的破舊殿堂〉[9]。可見，張我軍〈請合力折下這座敗草叢中的破舊殿堂〉長久以來篇名都寫做〈請合力拆下這座敗草叢中的破舊殿堂〉。
不過，也有特例，1997年河原功《臺湾新文学運動の展開——日本文学との接点》[10]，張我軍此篇的名稱則寫做〈請合力折下這座敗草叢中的破舊殿堂〉，不是寫做〈請合力拆下這座敗草叢中的破舊殿堂〉，因與以往的記述不同，河原功還在篇名旁加注「ママ」，表示是根據「原文」校對所得的結果，與以往的篇名認定不同。2001年中島利郎所編的《日本統治期臺灣文學文藝評論集》亦做〈請合力折下這座敗草叢中的破舊殿堂〉[11]，而且不再加注，已直接認定原篇名即為〈請合力折下這座敗草叢中的破舊殿堂〉。
河原功、中島利郎採取〈請合力折下這座敗草叢中的破舊殿堂〉原文的書寫方式。其他學者可能將之視為印刷之誤，直接將「折」下訂正為「拆」下。探討此問題，我們當回溯日治時期台灣語文的使用方式，方能追根究柢，探求真正的表述方式。
三、《臺灣日日新報》「折」、「拆」、「折下」的使用
《臺灣民報》除了〈請合力折下這座敗草叢中的破舊殿堂〉此例，未再找到相關例證可比對。《臺灣日日新報》是日治時期發行時間最久的報紙，前後近五十年，目前大鐸資訊公司已開發《臺灣日日新報》篇名及摘要檢索（http://tts.begonia.tw/intro.php
），經查索《臺灣日日新報》資料庫，輸入「拆下」找不到例證，輸入「折下」可找到30則相關文獻，其中日文文獻19則，漢文11例，30則文獻有10則「折下」是日本人姓氏，有3則是「折下賜」，頒給賞賜之意，另有不相干用詞，如「曲折下情」、「損折下窪」、「挫折下放」、「連折下匍」，而「輕輕折下」是採擷植物，以上均與「拆下」之意不同。不過，可以找到5則文獻與〈請合力折下這座敗草叢中的破舊殿堂〉相近。分別是1898年11月20日第6版〈漢文報／山崗崩壞〉：「昨接景尾街支署電報，謂月之十六日大粗坑地方，有某山崗忽然崩壞，近附家屋折下二十八戶，至於人畜死傷」（以上文字原未標點，標點為筆者所加），原文如下：
第二例是《臺灣日日新報》
第三例是《臺灣日日新報》
昨臺灣神社祭典，內地人演劇結棚公園側，逮晦日祀事已畢，諸檯棚概已折下，而有數內地苦力於公務餘暇，潛至於張家柑園。（原文未標點）。
第四例是《臺灣日日新報》
大稻埕與修道路，經由鴨藔街至於中街，折下亭軒，已將車道修改，現兩旁溝道亦舖葢就緒。（原文未標點）。
第五例是《臺灣日日新報》
廍巔亦具一大綠竹。破而為數楹。折下而架以較小之竹椽。蓋以茅。如草笠形。故不曰廓。而獨制廍字。從野人之意也。（依原文標點）
由以上諸例，可以發現《臺灣日日新報》如要表現「拆卸」之意，均使用「折下」，未用「拆下」。
《臺灣日日新報》目前提供篇名及摘要檢索，但未提供全文檢索。為更深入探討，可就相關文獻《漢文臺灣日日新報》續行探究，目前臺灣大學與漢珍數位圖書公司合作（http://www.tbmc.com.tw/ ），所做的《漢文臺灣日日新報》資料庫，可檢索全文[12]。檢索《漢文臺灣日日新報》全文資料庫，同樣未發現「拆下」一詞，「折下」可找到7則文獻，其中2則是指「撕下書面告示」，另外5則「折下」表示「拆卸」意，與現今的「拆下」意相近。另外，《漢文臺灣日日新報》共有3259則文獻使用了「折」，「拆」僅出現86則文獻，可見日治時期「折」的使用較「拆」廣泛；86則「拆」的相關文獻，有18則使用「拆毁」，然而3259則「折」的文獻，其中有373則使用「折毁」，此處「拆毁」、「折毁」之意相近，但「折毁」更為普遍，是「拆毁」的二十倍之多。[13]
由《臺灣日日新報》篇名、摘要檢索及《漢文臺灣日日新報》全文檢索，可以知道日治時期台灣漢文用詞並未使用「拆下」，僅使用「折下」，對照《臺灣民報》的〈請合力折下這座敗草叢中的破舊殿堂〉，「折下」當是日治時期的用詞，「拆下」是戰後用詞，並非日治時期的台灣用詞，我們不該以今律古，探討張我軍文獻當使用原篇名〈請合力折下這座敗草叢中的破舊殿堂〉，不該以「拆下」代替「折下」。
四、日治時期其他文獻「折」、「拆」的使用
張我軍〈請合力折下這座敗草叢中的破舊殿堂〉當中的「折」因以今律古，被誤寫為「拆」，這並非特例。在《南瀛佛教會報》劉達玄的〈我對於佛教徒的感想與將來之觀測〉同樣可看到這種例子，原文是：「和尚無頭路。大殿折了另外做。」（原刊書影為
，http://ccbs.ntu.edu.tw/taiwan/ny/origin.htm?ny11-11,21）但數位化的文字卻被誤寫為「和尚無頭路。大殿拆了另外做。」[14]
張麗俊《水竹居日記》明治41年（1908）舊
這種文獻誤讀現象，在賴和文獻亦可看到，賴和紀念館將賴和作品數位化（http://cls.hs.yzu.edu.tw/laihe/ ），〈歸家〉文字數位化後的一段文字：「這箇地方的信仰中心，虔誠的進香客的聖域，那間媽祖廟，被拆得七零八落。」然若對照此文原刊在
上面是賴和《南音》刊稿及手稿作品「折」被印刷本《賴和全集》誤植為「拆」之例。不僅於此，賴和〈無題〉（四城空見）漢詩原為「築有由來坼有由」，[19]卻被誤植為「築有由來拆有由」，由底下手稿可以很明顯見到這種問題：
不過，如賴和〈來稿訂誤〉原手稿「猖言焚拆毁聖廟者哉」，[21]則用「拆毁」，未用「折毁」：
由以上《賴和全集》作品與日治時期刊稿、手稿比對，可發現原為「折」、「拆」、「坼」三個不同的用字，在當今卻全被誤為「拆」字，均是以今人用字習慣去修改日治時期原本的書寫用字，實有失妥當。
若再參照賴和的〈善訟的人的故事〉，前後的變化將更加明顯。戰後，1947年葉陶版《善訟的人的故事》「現在城已經拆去了，石碑不知移到什麼所在。」[23]亦使用「拆」，未用「折」。然而，對照
五、台灣閩南語、中文、日文辭典的折與拆
台灣人對「折」、「拆」的使用，戰前與戰後差異甚大，筆者嘗試查閱台灣閩南語、中文、日文辭典，希望理出問題頭緒。查閱國內外重要台灣閩南語辭典，計有1991年陳修主編《臺灣話大詞典》（遠流出版社）、1993年廈門大學中國語言文學研究所漢語方言研究室編《普通話閩南語辭典》（福建人民出版社）、1993二版楊青矗《國臺雙語辭典》（敦理出版社）、2000年吳守禮編《國台對照活用辭典》（遠流出版公司）、2001年董忠司編《臺灣閩南語辭典》（五南出版社）；中文辭典計有1968年林尹編《中文大辭典》（中國文化大學）、1997年羅竹風等編《漢語大辭典》（臺灣版，東華書局）；日文辭典有Goo辞書[24]（http://dictionary.goo.ne.jp/ ）、三省堂 Web Dictionary（http://www.sanseido.net/ ）[25]；以上諸例均未收錄「折下」、「拆下」詞條，亦未對這兩個詞彙做出解釋，無法透過以上辭書比較其差異。不過，《中文大辭典》引了三國時張揖《廣雅•訓詁一》內文：「折、下也。」可知「折」與「下」的關係由來已久，只是當今較為少用，易被忽略，甚至因以今律古的觀念，被誤植為「拆下」。
由《臺灣日日新報》及《漢文臺灣日日新報》詞條的歸納來看，張我軍〈請合力折下這座敗草叢中的破舊殿堂〉應不是日文的漢文用詞，而是日治時期台灣人漢文書寫的常例，只是戰後受中國白話文使用的影響，而逕將之改為「拆下」，這樣的改變有失語文的原貌，而且在《賴和全集》、張麗俊《水竹居日記》、《南瀛佛教會報》都可以找到被誤植的事例，這種誤植均有失日治時期台灣語文的主體性，因後起的中文書寫習慣，誤將原本自成體系的台灣語文誤植，此點對建構台灣語文的主體性亟須警省。而且台灣閩南語除了注重口語表述的研究，對其書寫實況的研究亦不容忽略，方不致誤植重要的語文文獻。
日治時期「折下」、「拆下」並未被諸多台灣閩南語辭典處理，即使吳守禮編的《國台對照活用辭典》，全書上、下兩冊共3000頁，全文約九百萬字，亦未處理此問題；倘若篇幅能由中型辭典擴增為大型的台灣閩南語辭典，或能解決更多台灣語文問題。如中國羅竹風等編的《漢語大辭典》，團隊編纂，歷時十年，其篇幅在吳守禮《國台對照活用辭典》5倍以上，例句就有七百多萬條，對研究中文甚有助益。目前國內外除了數本中型的台灣閩南語辭典，學界實須編纂大型的台灣閩南語辭典，篇幅當擴增為目前的五至十倍，內容須含括不同時代台灣閩南語的口語、書面語，如此才可減少檢索台語用詞時所造成的困難，對提昇台灣文字、文學、文化的研究必然裨益甚多，亦為建構台灣語文表達主體性的重要基礎。
〈請合力折下這座敗草叢中的破舊殿堂〉是台灣特有的用詞，檢索「文淵閣四庫全書電子版」，「折下」出現89則，但並無如今「拆卸」之意，反而是「拆下」僅32則，卻可以找到「拆卸」意的例子：
祠前輒拆，拆下有穴。（史部•地理類•都會郡縣之屬•《陝西通志》卷九十二）
須有先後緩急之序，不成一齊拆下。（「經部•易類•《文公易說》卷六）
起莊屋，亦拆下屋料，退土還之。（集部•別集類•明洪武至崇禎•《東里集•續集》卷五十二）
嗣後如遇工程，即能拆下，渣土隨工出運，仍造冊送部查核。（《文獻通考》卷四十三，以上4例原文均未標點，標點均為筆者所加）
文中的「拆下」與今日中文所用的情形相同，與日治時期台灣語文的使用方式差異甚大。
如以「折毁」、「拆毁」為例，日治時期台灣與大清帝國本土的表述方式亦異，《四庫全書》出現「拆毁」的文獻有282則，「折毁」僅60則，「拆毁」幾乎是「折毁」5倍之多，但在日治時期的台灣《漢文臺灣日日新報》「折毁」有373則，「拆毁」僅有18則，不到「折毁」的二十分之一。這種差異也出現在大清帝國編纂的《古今圖書集成》，查閱《古今圖書集成》電子檢索，「拆毁」的文獻有151則，「折毁」僅19則，「拆毁」詞頻是「折毁」的8倍，與《漢文臺灣日日新報》的使用情況不同。在台灣指「拆卸」的詞意，使用「折下」、「折毁」較普遍使用，「拆毁」較為少見，「拆下」則未使用過。可見，《古今圖書集成》、《四庫全書》與《漢文臺灣日日新報》，對「折下」、「拆下」、「折毁」、「拆毁」的差異非常明顯。
六、台灣語文主體性須點滴累積
固然日治時期台灣使用「折下」之例異於大清帝國，不過，使用「折下」之例相對來說並不算太多。「折」字即有「折下」之意，所以，在傳統文言文的書寫習慣下，單詞多於複詞，因此，「折下」的詞頻相對來說為數仍不多。而且自古以來「折」、「拆」均有「毁」的意思，所以在大清帝國及日治台灣均出現「折毁」、「拆毁」的詞語，不同的是，日治時期台灣較重「折毁」，大清帝國的《古今圖書集成》、《四庫全書》較重「拆毁」，地域差別甚為明顯。1945年之後，北京話及中國白話文影響台灣日深，中國白話文的使用，也使得複詞的使用多於單詞，因此「拆下」的普遍使用是可以想見的。[26]
然而弔詭的是張我軍在〈請合力折下這座敗草叢中的破舊殿堂〉主張：
臺灣的文學乃中國文學的一支流。本流發生了甚麼影響、變遷，則支流也自然而然的隨之而影響、變遷。
但張我軍此處的「折下」用詞卻是承襲台灣漢文的書寫習慣，並非使用當代中國白話文「拆下」的寫法。
除了檢討日治時期台灣的用詞，日治時期文體使用亦值得商榷。如河原功探討日治時期台灣新文學運動所建立的圖式化[27]，此表對由「白話文運動」過渡到「台灣話文運動」，對台灣文學發展的歸納，有助於我們了解新文學運動的發展脈絡。然此表僅建立在台灣的新文學運動，就「白話文運動」源頭而言，忽略傳統文學與「台灣話文運動」的關係，未能兼顧日治時期台灣文學文體變化的各個不同面向。該書所顯示的文體發展架構為「傳統文言文è中國白話文è台灣話文」，然台灣文學史文體的發展並未如此簡化。
如鄭坤五編《臺灣國風》，黃純青支持台灣話文，然而，鄭坤五、黃純青的學術背景均源自傳統文學；
就文體的發展而言，亦須摒除以中國北京話為中心來看文體發展，須知日治時期多數台灣人並不熟悉北京話，日治時期各種漢文學的文體是以台灣語言為基礎，有別當今多數人以北京話為文體的基礎，明白日治時期與今日文體運用的根本差異，才能確實避免以今律古，掌握文學與文體確實的關係。因此，不能忽略1925年鄭坤五反對中國白話文的理由：
臺灣原有一種平易文。支那全國皆通。如三國誌。西遊。粉粧樓。等是也。只此足矣。倘必拘泥官音。強易我等為我們。最好為很好。是多費一番週折。舍近圖遠。直畫蛇添足耳。[28]
日治時期多數台灣人不熟悉北京話，推行中國白話文無法達到「我手寫我口」、「手口合一」的目的，故鄭坤五反對中國白話文。張我軍回映鄭坤五的批評：
你所舉三國誌、西遊記乃新文學家所極稱讚的。因為三國誌的文字極為平易、差不多大半是白話、至於西遊記則完全是白話了。[29]
張我軍不清楚為何鄭坤五欣賞同樣為中國白話文者所推崇的《三國誌》、《西遊記》，為何又反對中國白話文，這其實是張我軍不清楚簡易漢文與中國白話文之異，兩者文字雖然都較為淺白，但口頭語言與書面語不同，鄭坤五重視的是簡易漢文，是「書面語」的淺白，這些文字使用台語唸誦不成問題，張我軍強調的是中國白話文，文字雖然淺白，許多特殊用詞，特別是北京話語助詞與台語差異甚大，不易使用台語來唸誦，故鄭坤五反對張我軍所主張的「中國白話文」的淺白。針對中國白話文無法手口合一這問題，鄭坤五批評中國白話文之後五年，1930年黃石輝提出類似的批評：
排除那些用臺灣話說不出來的，或臺灣沒有用著的話，改用臺灣的口音。例如：「拍馬屁」，我們應該換寫「扶玍泡」;「好笑得很！」，我們應該換寫「極好笑」；「那末」，臺灣話是沒有的，應該找出另外轉接詞來用。[30]
黃石輝所謂「用臺灣話說不出來的，或臺灣沒有用著的話，改用臺灣的口音。」即特別針對中國白話文無法台語化的問題提出解決之道。
論述日治時期台灣文學的發展，除了注意白話文及台灣話文運動之外，亦不容忽略日治時期不論是傳統漢文、中國白話文、台灣話文及教會羅馬字，書寫方式雖然不同，但日治時期多數台灣人均使用台語去唸誦這些不同的文體。這與現今台灣多數人均熟悉北京話的語文環境差異甚大。
不論張我軍〈請合力折下這座敗草叢中的破舊殿堂〉似是「小地方」的是非，或是台灣文學文體論述的「大問題」，均不容忽略日治時期台灣書面文與口語的實際環境，必須超越以今律古的思考，如此才較能掌握日治時期台灣語文的實況，才有可能建構日治時期台灣語文表達的主體性。以鄭坤五《小封神》多種版本的改寫——台語簡易文言版、中國白話文版、台灣白話文版，可以看到台灣語文發展的多樣性，《小封神》最早連載於1931年3月至1932年7月《三六九小報》，屬章回體小說。後曾略作修改，仍以台語形式連載於1938至1939年之《詩報》。1951年，許丙丁將台語原版修訂為中文版，並增加篇幅一倍半，是為自印本；1956年再作小幅度字句修訂，由台北南華出版社印行，為改訂初版。[31]而1996年樟樹出版社所出版的台語標音《小封神》則是根據1956年的華語版所翻譯而成，1931年《小封神》的台語原版，有一些文言詞，而台語標音的《小封神》編者則用一些白話取代文言，比較合乎口語。惟有了解台灣語文特殊時空環境，才能掌握《小封神》文體版本多樣性的原因，而張我軍〈請合力折下這座敗草叢中的破舊殿堂〉亦須考究原始刊印方式，方不致造成以今律古的疑慮，為建立台灣語文主體性點滴累積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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