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四課程標準高中《國文》賴和教材試論
翁聖峰
發表於「彰化文學國際學術研討會」，彰化師範大學國文學系暨臺灣文學
研究所舉辦，
刊於《彰化文學大論述》，施懿琳等，五南圖書，pp551~567，2007/11。
八四課程標準高中《國文》賴和教材試論
An Attempt To Discuss On The Lai Ho Teaching
Material For 1995 Course Standard For High School In 《Chinese Literature》
翁聖峰**
Weng Sheng Feng
摘要：
八四「高級中學課程標準」下，各版本將賴和作品選入《國文》教材，對台灣文學的用心值得肯定。從時代論看，當超越仇日恨日的歷史情節，平心靜氣面對日治台灣文學史；就作品論看，〈一桿稱仔〉反映日本警察的高壓統治，固然反映部份面向，然文學作品與歷史全貌的關係須釐清，方不致流於粗疏的文學反映論；從作家論，賴和對台灣新文學貢獻甚大，然賴和與台灣傳統文學及思想的關係甚為密切，如要全面認識賴和，絕不容忽略其傳統文學。
台灣文學是九五「普通高級中學課程暫行綱要」《國文》教材的重要內涵，中文學系須增加台灣文學課程，才能具備新時代中學《國文》教學的素養。出版社應增加台灣文學的編輯人才，國立編譯館須增加台灣文學的審查委員，審訂中學國文才能更為落實。
Abstract:
Under the
1995 「High School Course
Standard」, various versions
selected the works of Lai Ho as the teaching material for 《Chinese Literature》as
his attentiveness on the Taiwan literature worth affirmation. Looking from the
era, it surpasses the historical plot of anger with
Taiwan
literature is the important connotation for the 2006 「Ordinary High School Course Temporary
Outline」 for the
teaching material of 《Chinese Literature》. The Chinese literature department should
increase the Taiwan literature course in order to possess the quality of new
era middle school 《Chinese Literature》teaching material. Publishers should increase
editing talents of
關鍵詞：高中國文、課程標準、課程綱要、賴和文學、台灣文學
Key word: High school Chinese literature, course
standard, Lai Ho literature,
一、前言
「普通高級中學課程暫行綱要」自95學年開始實施，2006年高中《國文》採用新教材，較大的變革是文言文的比例由七至八成降為五成左右，新文學作品以台灣新文學名家名篇為主，並兼及華文作家及優良翻譯作品。[1]
目前高中《國文》台灣新文學作品份量提高不少，鑑往知來，先前高級中學課程標準在84學年度、1995年公佈，自1999年、88學年度實施至94學年，打破國立編譯館全國統編本的窠臼，其實施狀況值得探究。1984年8月國立編譯館為因應1983年公佈的高中課程標準，逐年編訂高中《國文》，1994年逐年編訂高中《國文》改編本，改編本《國文》選入當代作家的作品，如洪醒夫〈散戲〉、林文月〈蒼蠅與我〉、王鼎鈞〈失樓台〉，然日治時期台灣的文學作品並未被選入《國文》教材。
本文以「賴和作品」為例，探討南一、翰林、龍騰、三民、正中五個版本的高中《國文》課本及《教師手冊》編輯狀況，做為實施民編本高中《國文》的參考，日治時期台灣作品選入高中《國文》，意義深遠。南一、翰林、三民、正中4個版本皆選擇賴和（1894-1943）小說〈一桿稱仔〉為教材，[2]龍騰出版社則選擇賴和散文〈前進〉，[3]而康熙版高中《國文》未編選賴和作品，則不在本文論述之列。高中《國文》有5個版本將賴和作品選為教材，可見編輯對台灣新文學之父——賴和的重視。底下分別就時代、作品、作者等面向論述高中《國文》課本、《教師手冊》的賴和教材。
高中《國文》課本包含學習重點、題解、作者、課文與注釋、簡析（或賞析）、應用練習（或問題與討論、寫作練習）、課外閱讀（或課外學習指引）等要項。《教師手冊》包括教學重點提示、教法建議、語文天地、教材補充解釋、教材補充資料、問題與討論參考答案、教學資源、可供教學參考的書目篇目舉要等要項。各出版社為提昇老師及學生認識台灣文學的用心值得肯定，然而台灣文學為新興的領域，賴和作品編入教材的時間亦短，經筆者比對國文課本或教師手冊的賴和教材，發現一些錯誤或論述不夠周延的地方，值得我們關心與注意。
二、時代論
不只賴和教材是較新的領域，以往日治時期的《國文》選文亦較少見到，透過研讀〈一桿稱仔〉、〈前進〉，將有助於學生對日治時期台灣文學的認識。不過，不同學者因論述觀點所衍生的差異，亦有再加商榷之處。
在〈一桿稱仔〉之外，龍騰版《國文》選擇賴和的〈前進〉，擴增賴和的選文範疇，此舉值得稱許，不過，龍騰版《國文》「簡析」稱：
二十世紀二○年代初期，一群在日本東京留學的台灣青年知識分子，有感於日本殖民當局——台灣總督府不尊重台灣人的政治權利，施政完全不顧及台灣人的利益與感受；同時，也深刻了解台灣社會封閉、保守，完全不知現代文明為何物；於是，組識了台灣文化協會。（頁116）
此段說詞頗值得商榷，日本殖民台灣，當然以統治者的利益為第一優先，但所謂「施政『完全』不顧及台灣人的利益與感受」，是否又陷入另一種「歷史對立」？無法平心靜氣面對歷史？日本統治台灣之後，推動解纏足及剪辮子運動頗為重視住民的反應，不急於立刻改變現狀，直至1915年、始政二十年才透過保甲組織，大力推行解纏足及剪辮子。[4]雖然上文的主詞是「日本東京留學的台灣青年知識分子」，反應當日台灣新知識分子求新求變的心理，但當引文與史實有出入，課文引述須詳加說明，以免造成今日學生對日治台灣史的誤解。引文說為凸顯「台灣文化協會」的重要，稱「台灣文化協會」之前的台灣形象「完全不知現代文明為何物」，亦有失周延，須再加闡釋，並可避免誤會這段引文亦是編者的史觀。由文瀾的〈從「揚文會」談到「新學研究會」〉，可知日治時期新學的追求並非始於1920年，早在1906年台北即創立「新學研究會」，發起人是傳統文人羅秀惠、謝汝詮、李漢如、及日人伊藤政重等人，1910年還創刊《新學叢誌》。[5]日本殖民雖強調強權統治，然日治時期台灣除殖民統治，尚有現代化的發展，台灣的衛生、教育、交通亦有相當的發展。《跳舞時代》影片反應1930年的台灣社會為重點，獲2003年金馬獎最佳紀錄片，台灣人追求現代文明，發展唱片的各種軌跡，日治時期台灣至少發行3500種以上的唱片，台灣人與日本人合作，在哥倫比亞唱片公司之下為台灣歌謠留下珍貴的歷史。[6]台、日之間不應僅簡化在對抗關係上，而忽略了複雜、多元的台、日發展史。
台灣是日本海外發展的第一個殖民地，為向歐美列強展示日本已能有效經營台灣，因此，日本刻意經營台灣成為對外宣傳的櫥窗。1934年江亢虎（1883-1954）以加拿大中國學院院長及美國國會圖書館顧問身分訪台，江氏確實感受到台灣的進步，基隆登岸，他發現「交通、教育、衛生、慈善、種種設備。應有盡有。由廈到此。一水之隔。一夜之程。頓覺氣象不同。」顯現台灣與當日中國不同的新氣象，台灣的現代化與日本化與時俱進，非當時動亂的中國所能比擬；當他到台北，更深刻感受到台灣的進步，他稱：「市政修明。設備周到。街衢清潔。屋宇整齊。衣食住行。充分無缺。人人可以安居樂業。長養子孫。日本統治之能。台灣同化之速。可驚亦可嘆也。」[7]江亢虎眼中的台灣較當時的中國進步許多。
翰林版《教師手冊》稱：「廣大台胞備受欺侮凌辱，恨入骨髓，無不欲食其肉而寢其皮。」[8]亦僅反映日治台灣史的一個面向，卻有以偏概全的問題，正中版《教師手冊》稱：「日本警察當中，也有像入田春彥這種人，站在台灣人立場，同情台灣人處境，義助楊逵，超越民族界限的高貴情操。」[9]反映當時台、日關係的不同面向，並非僅局限於「壓迫／被壓迫」。由底下口述歷史可看到較為周延的敘述：「回顧日據時代我擔任助役期間，日本人好人也不少。非常照顧我，待我如同親兄弟。不過有的日本人十分凶惡，非常驕傲。我想這是每個人個性的關係，不能說日本人一定好，或台灣人比較好。」[10]
至於日治時期新舊文學的發展，南一版《教師手冊》採「新舊／優劣」對立的方式：「舊文學不屑與民眾發生關係，而新文學則以民眾為對象。」[11]過度簡化新舊文學的內涵，如張淑子（1881-1946）雖是舊文人，亦極力鼓吹白話文學，[12]龍騰版《教師手冊》因襲舊說，稱《台灣民報》是日本統治下「台灣人唯一之言論機關」，[13]與史實顯然不相吻合，如1927年，台灣文化協會因不滿《台灣民報》過於向統治者妥協，曾呼籲讀者「拒買」《台灣民報》。[14]以往對日治時期台灣歷史認知過於窄化，致使將《台灣民報》「台灣人唯一之言論機關」的自我期許視為歷史的實然，未注意台灣歷史的複雜面向。
在時代紀年使用上，依八四課程標準所編的各個《國文》版本，都稱賴和卒於民國32年。然賴和往生於日治時期，不是在國府統治之下，日治時期以民國紀年易衍生誤解。這個問題直至九五課程暫行綱要下的《國文》版本才得到解決，還原日治時期的歷史實況，各版本均使用日治紀年，如2006年三民版《國文》頁79，稱鍾理和生於大正4年（民國4年）。一葉知秋，從紀年的不同，可見九五課程暫行綱要與八四課程標準《國文》版本編輯之異。
三、作品論
各出版社選文的教學重點除認識台灣新文學之父——賴和，並強調「能在寫作時適當穿插俚語、俗諺等，使文章增加生動與趣味性」，從提倡台灣語言的角度來看此點甚有創見。龍騰版藉由〈前進〉一文的特色，強調「象徵」寫作技巧的練習。
日治台灣文學與歷史的關係性是各出版社賴和選文的重點，[15]至於〈一桿稱仔〉、〈前進〉反映台灣史哪些面向值得探究。正中版稱：「本文強烈批判了日本殖民統治下對台灣庶民的經濟掠奪，並指控日警欺凌善良百姓的殘酷行徑，對弱者寄予無限的同情，甚至暗示受壓迫的同胞，挺身對抗殖民不公不義的統治。」（頁91）三民版《國文》稱：「小說以現實為題材，旨在揭露日本殖民政府的暴虐，表彰弱者的反抗精神。」（頁105）翰林版的「教學重點」之一是「了解日本殖民下台灣族群的悲苦」，較不同的是翰林版《國文》稱：「他要強調的並不是他們的淒苦與受難，而是要凸顯他們的抵抗精神。」（頁159）翰林版並未完全著眼文學的歷史反映論，特別強調〈一桿稱仔〉的「抵抗精神」。
高中《國文》「賞析」或「題解」〈一桿稱仔〉、〈前進〉，賴和作品反映日治時期台灣社會的全部面貌？亦或僅代表某些面向？或是還蘊含哪些寫作策略？不同的詮釋角度，在歷史觀上出現甚大的差異。南一版《國文》稱：「秦得參近三十年的生命，正好與作者發表此文時台灣割日的歲月同長，作者似乎也有意以他苦難的一生，代表台灣割日以來的悲慘命運。」（頁173）此段使用「似乎也有意」的推測詞；而三民版認為「秦得參死後，他的妻子兒女怎麼辦呢？」「秦得參一家人的遭遇，其實就是日本殖民統治下，台灣人民的縮影。在那個人民不能當家作主的時代，不反抗就受奴役，反抗就要有『懷抱著最後覺悟』的悲情，也就是犧牲。」（頁118）〈一桿稱仔〉「懷抱著最後覺悟」確實可以說是賴和的創作主題，然而，所謂秦得參一家人的遭遇，是否為「日本殖民統治下台灣人民的縮影」？還是僅反映日治時期的部份面向？
誠如正中版《教師手冊》引許俊雅的論述，日治時期台灣小說警察的造型、性格，幾乎大同小異，好色、貪婪、暴橫無理為其形象特徵。（頁135）但在現實生活中亦有如「入田春彥這種人，站在台灣人立場，同情台灣人處境，義助楊逵。」可見日治時期文學批判警察與現實生活之間不見得完全相映。在日本殖民統治下，為通過新聞檢查，台灣知識分子無法直接抨擊總督府，僅能透過批評基層警察來反映知識分子對時事的不滿，在這種文學投射之下，文學內容不一定粗糙地反映現實社會，可能有更深層的意義。[16]因此，高中《國文》詮釋賴和作品不宜僅局限於社會反映論，如賴和後期作品〈一個同志的批信〉、〈獄中日記〉不見抗爭性，彰顯知識份子的無力感，對日本統治者的態度較之〈一桿稱仔〉、〈前進〉差異甚大，詮釋賴和作品不宜過度簡化，才能掌握台灣文學與文化的複雜性。
以嘉南大圳的興建為例，日治時期《台灣民報》的報導與論述幾乎都是負面的，如〈人心已離了嘉南大圳〉、〈嘉南大圳的禍害〉、〈嘉南大圳組合強迫開設小水路地主農民皆群起反對〉、〈嘉南大圳所留的災禍〉均是其例。[17]然而嘉南大圳的水利建設，改善了嘉南平原灌溉的困境，農民到如今仍蒙受其利，所以現在嘉南農田水利會每年會為該會烏山頭水庫設計者八田與一技師舉辦逝世紀念，並將之尊稱為「嘉南平原水利之父」。[18]嘉南大圳在日治時期與當代台灣評價的落差甚大。歷史定位須兼顧各個複雜面向方能減少以偏概全，嘉南大圳、賴和文學評價都當有此警覺。[19]
日治時期台灣中下階層遇到困境，故透過文學作品反應人民心聲，然我們須注意文學與史實的落差，方不致落入心得式的文學批評，如《台灣新文學之父——賴和》影片所述，日治時期台灣人民平均生活水準較之當時連年戰亂的中國大陸高出許多，[20]如過度簡化這些社會問題，認為當時台灣人民全部生活在「人間地獄」，我們不但很難理解《跳舞時代》對新文明的追求，另外，如果僅片面形容日治台灣生活的困阨，那如何貼切描述當時中國大陸比台灣更困苦的實況？如缺乏歷史的全面觀照，將不容易如實的反映日治台灣與中國的社會實況。
龍騰版〈前進〉課文的「簡析」尚有一段與事實完全相反的分析：
二○年代後期，文化協會內部因對以後的發展方向看法歧異，終於導致分裂，許多人因此退出，另組台灣民眾黨，另一部分的人則完全退出各種活動。本文作者對這一種情勢憂心忡忡，因此寫了這篇文章表達他的沉重心情。（頁116）
本段文字為呼應〈前進〉文中二個人「前進」的不同狀況，將非台灣民眾黨的人簡化為「完全退出各種活動」，與史實出入頗大。當時留在台灣文化協會的「另一部分的人」，一般以「新文協」稱之，王敏川（1889-1942）、賴和即是其中成員，賴和〈前進〉原發表於
若民眾黨那樣以少數人的利益的為運動的對象、即由歷史的發展條件、必然的陷於投降支配階級的運命。例如反動了中國々民政府、已公然投降於帝國主義列強、是個給我們的最大的教訓。
賴和的〈前進〉當是激勵那些非「新文協」的民眾黨成員，而非如龍騰版「簡析」所說的是批判「台灣民眾黨」之外的人，龍騰版之誤可能恰與事實顛倒。
各個版本均肯定賴和作品的寫實風格，然而作品的價值豈都是建立在「寫實」才有價值？這是否窄化了賴和作品的多元風格？賴和漢詩亦有許多描繪山川景致，並非社會寫實，然這些作品讀之令人十分嚮往：
丹楓幾葉綴江堤，秋色輕描愈覺佳。小艇漸移沙嘴外，碧波深處眾山低。（〈基隆河泛舟〉）
如黛山嵐醮水清，如藍湖水漾空明，我今名利心都盡，有負湖山愧此生。（〈永春坡〉）
雷鳴空谷中，泉響碧澗底。滴翠欲濕衣，雞聲喧到耳。（〈行入關仔嶺〉）
由以上3首漢詩，不難可看到賴和作品非社會寫實的風格。一般人往往較肯定賴和的小說創作，然而，賴和的知己兼同鄉陳虛谷（1896-1965）曾寫過〈贈懶雲〉：「平生慣作性靈詩，珠玉連篇不廢思；藝苑但聞誇小說，世間畢竟少真知。」對陳虛谷來說，他更肯定賴和的漢詩，論述賴和文學不當忽略其傳統文學，三民版《國文》稱賴和「新舊文學兼長」（頁105），確實反映賴和文學的不同樣貌。
四、作家論
在作家論部分，各個版本的作者介紹皆略去賴和戰後的「進出忠烈祠事件」，但這亦是值得了解的史實。1951年政府要各縣市政府查報日據時期的抗日烈士，賴和是十幾位之一，根據「褒揚抗戰忠烈條例」的規定，賴和入祀忠烈祠。1958年有人密報賴和是所謂「台共」，經查是「反日思想激烈」，「屬於左派」，而撤出忠烈祠。1984年內政部認為賴和是傾向中華民國的抗日烈士，曾任舊文協理事及台灣民眾黨臨時中央委員，屬於文協民族派內之「左派」，而非新文協「左派」，因此，函告台灣省政府，恢復入祀忠烈祠，[21]誠如林瑞明所言：賴和「進出忠烈祠事件」，「反映出白色恐佈時期聞紅色變的心態」，賴和作品在戒嚴時代被遺忘，「反映出不同階段對於賴和及其文學的不同認知，也可以看到台灣左右統獨各派對於賴和及其所代表的台灣文學之詮釋」。[22]二十一世紀我們的教科書再來面對賴和其人及其作品，怎可刻意忘記這段史實？我們當超越戒嚴時期的文化政策，坦然面對日治時期及戰後的賴和評價史，不當輕忽日治時期，對戰後某些偏頗問題卻隻字不提，這種文學史態度實有商榷的必要。倘若限於篇幅，賴和「進出忠烈祠事件」可詳見《教師手冊》，但課文的作者簡介對此事件完全未置一詞，似乎顯示我們尚缺乏足夠勇氣，坦然去面對戒嚴時期的文化政策。
關於賴和的傳統文化形象，楊宗翰曾分析坊間各本文學史如何「再現『賴和』」為例，[23]初步考察了他沉潛的、退縮保守的、舊知識份子屬性的那一面向，是如何被文學史家們拭去、掩蓋與壓抑，以便於成就文學史上重要的「典範」塑造工程。王詩琅（1948-1984）的〈賴懶雲論〉稱賴和正是所謂良心的知識階級的典型人物，他和同時代的受到民主思想陶育的人們有些不同。正如我們能從他的作品窺見的，他還保有大量的封建文人的氣質。[24]在其1930年自傳色彩的小說〈彫古董〉，亦稱有遺老的氣質，他對漢學曾很用心過。我們注意賴和的現代性，亦不容忽略其傳統內涵。
賴和就讀台北醫學校時，曾參加由該校學生及校友組成的「芸香吟會」，並發表詩作。1918年他遠在廈門博愛醫院服務，參加彰化的崇文社徵文活動。發表古典散文〈戒奢侈說〉，[25]此次徵文賴和獲得第10名，此文以往未被發現，故《賴和全集》未收錄此文。自傳色彩小說〈彫古董〉稱其「受過聖人的尊稱」，雖然賴和說這是別人取笑的名號，亦可看到他展露傳統文化的氣質，才可得到這個稱號。[26]在漢學、儒教陵夷的時代，賴和詠詩憂心「道統」的傳承：
日麗重門闢。升香候不愆。八音喧殿上。六佾無階前。化育無夷漢。衣冠閱數年。考時玆已可。道統仗誰傳。[27]
由「道統仗誰傳」，不難可知賴和關切儒學前途之情溢於言表，而在其他詩歌亦可見到賴和希聖希賢的志向：
噫嘻聖人言，天下無二理。每自希前賢，竊望學能至。（〈缺題（昔時我讀書）〉）
天地迫仄身如囚，撫今追古心煩憂。寂寥思共聖賢游，掛杖空空何處求。（〈缺題（天地迫仄身如囚）〉）
我本聖賢徒，無勞主人勸。拇戰愧未能，幸有吟詩伴。（〈聚飲於以專君宅上主人索詩卒爾成此〉）
「聖賢」本是傳統儒學所追求的終極價值，由上面詩歌的語境來看，賴和接受傳統漢文教育，傳統文化價值深化在其內心，故其文學作品以聖賢為職志。[28]
1925年之後，賴和雖陸續發表新文學作品，但並未中止漢詩的創作，1936年他先後三次在《台灣新文學》發表〈寒夜〉、〈苦雨〉、〈田園雜詩〉、〈新竹枝歌〉19首漢詩。當他發表10首〈田園雜詩〉，結果卻被林克夫批評：「賴和先生、守愚先生過去在新詩壇已建立了不少功勞，如今他卻做舊詩，豈不是使了後進新詩人起了動搖麼？」[29]可見，賴和新舊文學兼擅並未完全被當時的新文人所接受。
賴和的文學創作由傳統文學到中國白話文、台灣話文，晚年再回到傳統文學。
在異族統治之下，知識份子的理想常面臨許多挑戰，甚至衍生矛盾、苦悶，為了尋找出路，賴和文體的表現非常多元，他不斷調整與傳統文化的關係，希望開展更活潑的生命力。傳統學術是支持他面對世變的重要支柱之一，直至1941年不幸入獄，賴和在獄中創作了16首漢詩，《歷代詩話》並陪他度過孤寂、無助的牢獄日子，
三民版《國文》並出現明顯的錯誤，介紹賴和「有白話短篇小說、散文、新詩各十餘篇，舊體詩詞百餘首。」（頁105）此版是2004年修正4刷，然若比對2000年前衛版的《賴和全集》，可以發現賴和的漢詩總數超過一千首，新詩有六十首，三民版《國文》的作者介紹可能係承襲舊文獻，未注意2000年的新文獻，使得2004年《國文》仍使用錯誤的內容，誤稱賴和新詩僅十餘篇，舊體詩詞百餘首。
以當代眼光來看，同姓結婚只要不是近親結婚，法律當尊重當事人的自由選擇，這個觀念在日治時期被引進台灣，日治法律承認同姓結婚時，曾激起台人強烈的反彈，賴和亦在請願書簽名，反對同姓結婚：
於生理學上有害，故彰化街民反對意見提出時，僕亦為街民一分子，署名於嘆願書，現尚可稽而知。[31]
評價賴和除了須有當代意識，亦須兼顧不同時代的觀念轉變，方不致落入以今律古的窠臼，一味以守舊、保守來看待前賢賴和簽名請願書，反對同姓結婚。
五、結論
依八四高級中學課程標準，將賴和作品選入高中《國文》教材，編者對於台灣文學的用心，值得十分肯定。然而，台灣文學是較新的學門，許多知識正在累積當中，少部份錯誤或有失周延在所難免，前面所論《國文》教材編纂問題可供來者參考，絕不可因噎廢食，遇到困難就予以退縮。從時代論來看，當超越仇日恨日的歷史詮釋，不卑不亢面對日治時期的台灣文學史；從作品論來看，〈一桿稱仔〉反映日本警察的高壓統治、台灣地主的現實，確實反映日治台灣部份面向，然文學作品與歷史全貌的關係亦須釐清，方不致流於粗疏的文學反映論，翰林版《國文》不拘泥於文學反映論，強調「扺抗精神」，較不落俗套；從作家論來看，賴和對台灣新文學貢獻甚大，並享有「台灣新文學之父」的尊稱，然賴和與台灣傳統文學及思想的關係甚為密切，目前前衛版《賴和全集》的「小說卷」、「新詩散文卷」各彙整一冊，然「漢詩卷」則有二冊，如要全面認識賴和，絕不容忽略賴和的傳統文學。
1999年有5個民間版本將賴和作品選入高中《國文》，與國立編譯館統編本高中《國文》差異甚大，[32]這與1994年清華大學中文系舉辦「賴和及其同時代的作家：日據時期台灣文學國際學術會議」應有關係，首次以賴和為主題的日治時期國際學術會議，對喚醒國人關注日治時期台灣文學甚有裨益，1999年之後，賴和作品被編入高中《國文》，可見我國文學觀念的轉變，學院研究的成果，帶動了《國文》教材內容編選的改變，實是研究與教學結合的例證，雖然這只是小小一步，但對日治時期台灣文學來說卻是意義重大。未來台灣文學研究如何與各級國語文教育結合，亟待有志者持續努力、前行。
台灣文學是九五「普通高級中學課程暫行綱要」《國文》教材的重要內涵，依九年一貫課程綱要，國中《國文》的文言文僅佔15％至35％，[33]語體文才是國中《國文》的主體，台灣文學的份量甚重，為加強高中、國中國文教師的學養，國文系或中文學系當增加台灣文學的課程，才能確實肩負國中、高中《國文》教學的所需。各出版社應充實台灣文學的人才，國立編譯館須增加台灣文學的審查委員，審訂中學《國文》教材才能更為落實，減少錯誤。
附錄
（一）
張淑子撰（推測）：〈論說 論白話文之必要〉，《同仁》第1卷3期，（1924年10月），頁1-2。
（二）
賴和：〈戒奢侈說〉，《台灣日日新報》
